此刻我们也自然而然地反思过去。回顾过去，我们看到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法律行业的对话是由恐惧推动的。害怕技术的颠覆性力量，害怕来自替代性法律服务提供商的竞争，害怕价格压力的后果，害怕成功的合伙人跳槽到另一家律所，害怕只有大型律所才能生存，等等。尽管恐惧对商业决策来说是糟糕的动机，但法律行业在过去10年的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。

在过去的十年里，要求律师事务所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包容的压力越来越大。在法律上赋予妇女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倡议数不胜数。尽管美国对多元化的需求更为明显，但在世界其他地区，客户和社会总体上对律所施加了压力，要求它们为出身富裕的白人男性以外的律师提供平等的机会。

我们认为这种趋势不会消失，但它有点偏离了重点。正如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所概述的，性别或种族最终并不是使多样性成为必然的核心。当然，在机会平等和不歧视方面，性别和种族很重要。更加多样化的原因与政治正确无关。

提供更好的产品需要多样化。今天的律师事务所太同质化了。大多数律师，无论男女、异性恋或同性恋，都来自相同的社会和教育背景。他们有着相同的信仰，倾向于从相同的角度看待事物，而不考虑他们的性别和肤色。世界各地的律师事务所在重复相同的声音。这样做的风险无需多加解释。

在未来的十年里，律师事务所需要增加认知多样性。随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律师事务所需要律师和其他拥有不同背景、不同个人技能的专业人士，最重要的是对社会有不同的信仰和愿景。2020年1月2日，唐宁街首席顾问多米尼克·卡明斯发表了一篇文章，他认为政府应该雇佣更多的“怪人和不合适的人”以及那些没有传统牛津/剑桥教育背景的人。虽然我基本不认同卡明斯对政治和社会的看法，但我支持他关于如何打造一支优秀而有能力的团队的观点。

一些律所已经转变为工作的集中分配，这意味着将有一个中心职能部门，负责协调和规划哪些律师可以工作，并且对特定业务有最好的知识储备和资源积累。我们从经验得知，一般来说，合伙人之间是互相抵触的，一位合伙人不愿放权自己手下的律师去给其他合伙人工作。他们的抵制是基于这样一种恐惧，即当他们需要律师时，最好的律师没有空档，或者基于这样一种偏见，即律师只会一招，只能在法律的一个小领域中发挥作用。